1979年4月27日凌晨2时左右，雅安县草坝公社粟子大队妇女主任兼生产队队长罗秀华的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罗秀华和她的丈夫黄学荣都被炸成了重伤，众人七手八脚地将夫妇俩送到雅安地区人民医院抢救。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罗秀华的性命保住了，但黄学荣因为伤势过重，于4月28日10时抢救无效死亡。

  雅安县公安局在接到草坝公社公安特派员的报告后，由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带着刑侦科的侦查、技术人员火速驱车赶赴现场。当他们赶到时，现场已经被公安特派员组织公社民兵保护了起来，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当时黄学荣尚未死亡）。刑警们赶到后，立即分组进行现场勘查以及群众走访工作。

  现场位于粟子大队一队黄家岗，此处竹林茂密，一共居住着18户社员。罗秀华家是三间横排的竹木结构瓦房，其左边和右边分别是社员冯某某和叶某某的住房，后面是生产队的机耕道，距离草坝公社办公地约1公里。三间房屋全部被炸坏，房柱被炸断、房架歪斜、房檐倒塌，作为寝室的一间屋室的楼壁和家具全部被炸毁。根据入内抢救的群众反映，当时罗秀华和黄学荣夫妻俩连同他们所睡的床、柜子和地板等物品被爆炸的产生的冲击波整个被炸到了隔壁的另一间起居会客用的屋室里。

  现场尘土满地、血迹四溅，木渣碎物飞挂着竹尖、树梢以及金属碎片满地都是并伴有浓重的硝烟气味。根据前后三次的反复勘查，爆炸的中心点被确定在黄学荣、罗秀华夫妇卧房后窗外的板壁下紧靠黄学荣的床头部位，炸坑呈宽80厘米、深20厘米的锅底状，四周凡是高度低于8米的物体全部被炸碎，甚至附近的一排竹林的竹子也在7米左右的位置被齐齐炸断，一棵直径为10厘米的泡桐树上一共有八处被碎片击穿的创口，甚至有些碎片被炸飞到50米开外的地方。

  至4月29日下午，警方一共从爆炸现场以及现场附近的杂草泥土和竹树炸痕或瓦砾渣滓以及死者黄学荣和伤者罗秀华的体内一共取出二十九种与爆炸物有关的物体，总共四百多件，其中很典型的是带有红、灰两色油漆的铁片、钢条，各种螺丝帽和螺丝钉，轴承垫圈以及报纸等物，这么多东西被全部仔细编号并打包送往县公安局进行进一步鉴定。

  1、根据从工兵部队退伍、熟悉炸药的社员反映：爆炸后的气味肯定是硝铵炸药的气味。现场提取到的爆炸物沉积物经过化验，确定是硝铵炸药。

  3、群众反映：爆炸声十分巨大，并伴随着坚脆声，结合现场遗留着大量裂成弧形的金属碎片等情况来判断，爆炸是发生在一个密封容器中。

  4、群众反映：他们在被爆炸声惊醒并纷纷逃往现场时，途中未曾发现可疑迹象，也没有在现场发现雷管、火药残骸，根据这一情况分析，犯罪分子很可能事先装填好了爆炸物，引燃导火索并逃离现场后，爆炸随后发生。

  5、爆炸物是人为刻意放置的，爆炸点是精心选择过的，所以蓄意报复杀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尽快侦破此案，雅安地区公安处刑侦科和雅安县公安局刑侦科组成专案组，由雅安县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为组长，对本案进行侦办。

  2、犯罪分子能在社员聚居的地方在黑夜实施爆炸，且爆炸点准确，逃跑迅速，说明对现场周围环境十分熟悉，他的住地距离现场应该不会太远。

  3、犯罪分子具有获得炸药、雷管、导火索和类似打火机的铁筒，以及螺钉、螺帽、垫圈等物品的条件。

  5、犯罪分子具有制作、试验爆炸物的安静环境，所以他的居住环境应该很僻静。

  专案组根据案情分析和对犯罪分子刻画的基础上，确定以现场为中心，以查受害者家与他人矛盾为重点，采取由事查人和由物查人，在雅安县和草坝公社党委的驻队干部的配合下，召开干部积极分子会议，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结合侦查员的调查访问。

  三天的查访下来排查出了六名嫌疑对象，其中雅安地区粮食机械厂工人——时年34岁的谢福龙的嫌疑最大。因此专案组将他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进行深入排查——

  谢福龙祖籍泸定县，中专文化，1964年和草坝公社女社员高泽群结婚后迁居粟子大队一队居住，算是入赘女婿。而身为粟子大队会计的高泽群和死者黄学荣是初中同学，两人还曾经有一段恋爱关系，还曾经发生过男女关系。

  高泽群和谢福龙结婚后，黄学荣还不忘旧情，还曾给高泽群写过比较肉麻的情信，被谢福龙发现，谢福龙就此勃然大怒，在得知自己的老婆在和自己结婚前还和黄学荣有过那么一段“香艳”的过往，更是怒火中烧，曾经三次纠集他人打上黄学荣家，三次将黄学荣打伤。经过草坝公社公安特派员和公社革委会的调解，要求谢福龙支付黄学荣的医药费，黄学荣不再追究谢福龙打人的责任，了结了此事。

  但是谢福龙依然心中有火，戴绿帽子的是自己，到最后自己还掏腰包给人家付医药费，真是越想越气，心中的疙瘩也越结越大。高泽群嫁给谢福龙之前和自己的前夫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和谢福龙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在1977年高泽群又怀了第三胎。当谢福龙满心期望高泽群能给自己生个亲生儿子时，黄学荣的妻子罗秀华以大队妇女主任之尊，以公社落实计划生育政策，高泽群怀第三胎已属于计划外，因此罗秀华积极动员高泽群去县医院引产，高泽群听从了妇女主任的劝说去做了引产，结果引产出来的是个男性死婴。

  眼见这个提前夭折的儿子，谢福龙气得肝胆欲裂，认为黄学荣和罗秀华这两口子是故意要断他老谢家的后裔，发下毒誓一定要报复。

  1978年调整工资，谢福龙因为经常将粮机厂的物资偷偷拿回家，被黄学荣匿名揭发，结果工资没调成。谢福龙找厂长大闹，厂长被谢福龙纠缠不过，将黄学荣写的匿名信交给谢福龙看，谢福龙看后越发痛恨黄学荣。

  1979年2月，谢福龙家失火，家产几乎被烧光，虽然公社及时给了补贴，但谢家也是损失惨重，谢福龙怀疑这场火和黄学荣有关，于是对黄学荣更加恨之入骨，谢家和黄家之间的矛盾就此发展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群众反映，谢福龙平时回家都在忙家务，从来不去别的地方串门，但在案发前半月左右，突然抱起孩子两次到现场在死者住房探视，行迹可疑。

  经查实，谢福龙是机修工，在雅安地区粮食机械厂独住一间房子，并且有条件获得现场遗留的物资和安装爆炸筒的方便条件。有粮食机械厂的工人向专案组反映：案发之前曾经在谢福龙的房内发现有导火线等物品，案发后第二天早晨在谢福龙的住房外发现了一段长5米的导火线。

  经粮食机械厂党委证实，4月26日那天晚上，组织全厂职工去临近的兵站看电影，不少工人都证实在电影开映是谢福龙都在场，但是在电影放映过程中不少人发现谢福龙离开了现场，此后留守在厂里的职工发现谢福龙披着雨衣离开厂里，可是当天并没有下雨。

  电影散场后，和谢福龙关系很好的工人陈某某曾经去谢福龙的宿舍想找他玩，但发现室内无人。但在4月27日早晨7时却看见谢福龙在宿舍门口刷牙洗脸。在当天上午的例行学习时，陈某某问谢福龙：“昨晚我叫你的门，你不在，到哪里去了？”原本昏昏欲睡的谢福龙立即清醒了过来，面露惊慌地说：“有人问的话你就说：你来喊我，我答应已经睡了。”当天，谢福龙还买了两斤肉托家在草坝公社的工人带回，托付的时候说：“你给我带回家，不知道我回得去回不去。”

  5月1日劳动节厂里放假，谢福龙回家后逢人就说：“都说我被抓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嘛，请大家都看看。”

  从排查的结果看，专案组认为谢福龙和黄学荣矛盾尖锐，一触即发，具有犯罪的思想基础和犯罪条件，接下来要搞清楚他的炸药是哪里弄来的。专案组经过研究后决定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围绕谢福龙的社会关系做出详细的调查，从中发现爆炸物的来源；另一方面请有关部门的专家研究现场所获的物证，进一步弄清爆炸装置的性能，分析罪犯制作使用炸药的过程。

  经查实，时年22岁的粟子大队一队社员冯文华和谢福龙的关系紧密，此人自1971年起就在下里公社的黄龙水库当民工，经常从水库的炸药库偷盗炸药、雷管和导火索卖给粟子大队的社员群众炸鱼用。和谢福龙关系密切后，甚至连衣服铺盖和行李都搬到了谢的宿舍，只要到县城落脚就必然到谢福龙的宿舍食宿。

  根据粮机厂工人反映，在案发前几天冯文华曾经来粮机厂找谢福龙，来的时候还带着一包东西，形迹可疑。此时，冯文华因为搞投机活动被粟子大队审查，他怀疑是黄学荣的老婆罗秀华故意整他，所以对两人怨恨很深。因此专案组认为冯文华和谢福龙在针对黄学荣夫妇这一个方面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两人有合谋制造爆炸的可能性。于是，专案组又将冯文华列为嫌疑对象进行调查。

  经调查，专案组认为冯文华虽然和黄学荣夫妇有矛盾，但还不至于亲自动手投放炸药，且冯文华在案发前后行踪清楚，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应该没有直接作案，但肯定知道谢福龙作案的一些情况。专案组认为冯文华相比谢福龙更年轻，易于突破，于是秘密传讯冯文华，以追查他炸鱼的炸药来源以及他所骑的一辆来路不明的自行车上入手，由雅安县公安局局长亲自出马，正面接触冯文华。

  通过交待政策、讲明利害、指明前途，冯文华招架不住，承认了自己和谢福龙合谋杀害黄学荣的犯罪事实。

  1977年11月以来，谢福龙指使他邀约和龙公社社员张成贵企图将黄学荣打成残废，张成贵说害怕出了人命引来警察而拒绝。谢福龙的房子失火后，谢福龙又约冯文华将黄学荣的房子烧掉，但冯文华因胆怯而不敢动手；谢福龙又要求冯文华给黄学荣全家下敌敌畏，将他们全家毒死，冯文华以药味太大为理由而拒绝。谢福龙又企图从雅安面粉厂弄熏蒸毒药投毒，但还是未能得逞。

  企图屡屡失败，让一心报仇的谢福龙更加急切动手，他以手表、自行车为诱饵要求冯文华帮他搞炸药。于是冯文华先后从黄龙水库的炸药库、观化大队民兵连长、观化煤矿工人等处弄到了30枚雷管、三丈长的导火索。3月28日，冯文华又专程从芦山新龙公社的老表宋某某处搞来了两包硝铵炸药，4月7日又亲自骑着自行车将炸药送往雅安粮机厂交给谢福龙。

  冯文华还揭发道：“4月26日我去粮机厂时，谢福龙要求我一起去炸死黄学荣，他对我讲：‘装炸药的灭火机筒已经找好，装上了炸药和螺丝、废铁块，炸不死他也要把他炸伤，导火绳用棉线裹头，三寸长可以烧十五分钟就爆炸’，‘我已经在长河坝试验过三次，绝对没问题’，我以不便藏身为由没有答应参加。谢福龙很不高兴地说：‘不去就算了，但你敢说出去，我要你的命’，还说：‘现在公安局正忙着冤假错案，搞都搞不过来，面粉厂丢了一辆自行车都没有破案，炸了量他们也查不出来’！”

  专案组通过林运处、汽车运输公司和农机厂等单位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钳工、修理工对爆炸物零部件进行细致地鉴别，得到鉴别判定的结果如下：“现场提取的碎铁片上的红色薄层油漆是喷漆，漆光亮均匀，是正规产品，这种大红色素喷漆一般只有消防器材使用。将大量碎片拼合形成一容器，遗物中有带防水螺帽螺丝一根和防水螺帽盖一个，以及8厘米圆钢条弯状提手一个，均与旧灭火机盖紧固螺丝和提手相同，证明爆炸物容器是旧灭火机。”

  至此，专案组认定谢福龙报复杀人的罪行可以被认定下来，在经过雅安地区公安处的批准后，于5月11日将谢福龙拘留审查。但是，自恃自己做得隐秘的谢福龙只承认自己和黄学荣仇恨渊源由来已久，但拒绝承认是自己炸死黄学荣。但是在一天一夜的“大记忆恢复术”，外加冯文华的供词摆在面前后，黄学荣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对自己徇私报复实施爆炸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词摘录如下：

  “我因怀疑老婆与黄学荣长期通奸，和他老婆逼我老婆流产，对他怀恨不满，之后房子被烧，对他更加仇恨，便千方百计的想报复黄学荣家。1977年11月以来，趁着同队社员冯文华和黄学荣有矛盾之机，怂恿和激怒冯投毒杀黄一家，冯恐敌敌畏气味太浓而未敢下手。最后才以手表、自行车为代价要冯帮忙搞爆炸物，冯先后搞来炸药三十余斤、雷管三十枚、导火索三丈。”

  “从1978年7月以后，我先后以棉线绳插入导火索线芯，在姚桥公社长河坝等地做了三次定时爆炸试验，叫冯文华试爆了两次，得出三寸长的线绳可以延迟十五分钟爆炸的数据。为了使爆炸威力大，于1979年4月15日夜盗走粮机厂内三号仓壁上悬挂的旧灭火机一具，卸掉灭火药瓶。4月17日夜闭门将硝铵炸药四公斤，废旧螺钉、螺帽一碗，河砂、小石子各一碗，外加棉花和废报纸等物装入灭火机机筒，用两枚雷管和一尺五寸长的棉线绳装置的导火线，制作爆炸筒，心想就算一下子炸不死黄学荣，也要把他炸个半残。”

  “4月27日夜，我同厂里职工一起去兵站看电影，趁大家不注意时就悄悄溜回厂里，背上爆炸筒，披上雨衣，从雅安前往三十多华里的黄学荣家，用火柴照明，将爆炸筒安放在事前查看过的地点，我之前几次带人上门打黄学荣的时候，对他家的陈设知道。将导火索点燃后迅速潜逃，途经水津关时看到救护车往草坝方向开去，估计已经爆炸。回厂后我翻墙进厂回到宿舍装睡到天亮。”

  “4月28日上午学习时，我打瞌睡，陈某某追问我昨晚到哪里去了，我怕暴露，便找陈某某编造了假证词，并要他为我作证。我当初估计公安局忙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没时间破案，也破不了。万一被抓后，只要我死不交代，爆炸物都炸碎了，他们没证据，最多拘留我几天就得把我给放了。”

  然而，谢福龙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谋划仅仅只蒙混了十三天，就被专案组揭露得一干二净。最终，谢福龙因爆炸罪被判处死刑，冯文华因爆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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